伍迪·艾伦的心灵鸡汤秀
让大家重新认识他很难，定义他很难，赞扬他很难，批评他也很难。书评君看过他的第一本书是《门萨的娼妓》，看过他的第一部电影是《泽里格》(Zelig)，只能找到这样一个起始的时间点，否则话语将无限蔓延。如果你对他开始产生了兴趣，那这个爱好大约就不会停止了。
一次豆瓣网做一个小测试，调查你“看过哪个导演的作品最多”，结果出来以后，40部，伍迪·艾伦的数量遥遥领先。仔细回忆起来，书评君和他交换过40*90=3600分钟/60个小时的人生。
既然如此，那就让介绍结束，让伍迪·艾伦开始吧。▲ 从左至右依次是：《安妮·霍尔》、《解构爱情狂》、《赛末点》、《贤伉俪》及《子弹横飞百老汇》
伍迪·艾伦（以下称谓省略）：好。
行。
因为懒。
人们总是问我怎么给人物取名，我总是说为了打字方便，我会倾向于一些简短的名字。我曾经用过很多次露易丝，因为打起来很顺手。还会有很多布林特和格雷，总是什么布林特先生，格雷先生。还有亚伯或希尔。我从来不起普里西拉或穆加特罗伊德这样的名字。
我重复一遍。我是一个懒惰的电影制作人。我不想去肮脏危险的地方，我也讨厌在极寒极热的地方工作。反观其他的电影创作者，他们更投入，他们心中有剧本或者有工作计划，如果他们说：“嘿，我得去阿富汗两个月。”他们就会去。
▲ 在《好莱坞式结局》里，伍迪·艾伦扮演的角色在极端寒冷的天气状况下拍电影。
拍《贤伉俪》时，道格• 迈克格拉斯（《子弹横飞百老汇》的编剧之一）问我为什么要那样拍。他当时还是一个年轻人，渴望能从我的经验中获益，他希望能得到我从导多年收获的所谓智慧。可我只说了“我很懒”，我想我让他失望了，肯定吓到了他。
我想拍一部无需等待的电影，我们有一个手持摄像机，我们就用它拍摄，我想停的时候就会停，然后加上任何我想要的东西。我不拘泥于细节。我拍摄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应该如何正确地拍一部电影。我全凭我的直觉，轻松迅速地就拍完了。我只想早点回家练习单簧管，看尼克斯的比赛，吃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些年一直说，我和伟大之间的唯一阻碍就是我自己，我对自己的看法完全正确。我得到的机会比其他人都多，35年来，我一直有资金，有自由去拍任何我想拍的电影：歌舞片？没问题。侦探故事？可以。剧情片？当然可以。再拍一部剧情片，即使第一部失败了？拍吧。任何你想拍的题材都可以。
所以，我完全没有理由拍不出伟大的电影。没有人会命令我必须拍什么主题，或者是他们要过目我的剧本，或者我不能选某一个演员，又或者他们需要看我的样片或剪辑。没有任何干扰。35年来，我一直拥有绝对的自由，但我还是没能拍出一部伟大的电影。我无法拍出伟大的电影，我没有深度。
我不会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拍一部伟大的电影，我决不妥协，如有必要，我会整夜工作，甚至走到世界的尽头也在所不惜。可那不是我。我很乐意拍一部伟大的电影，只要它不会和我预订好的晚餐冲突。
我不想到处奔波，也不想长期工作，我希望能准时回家吃饭，吹双簧管，看棒球比赛，看望我的孩子。所以我尽全力拍出了我在那种情况下能拍出的最好的电影。有时我运气好，电影完成得很不错。有时我没那么走运，电影就拍得不好。但肯定不是我不负责任，只是我太懒了。
由资金来源决定。如果英国人答应给我们钱，那条件通常就是在英国拍。如果是和法国联合制作，我们就在法国拍。有时候筹来了钱，人家不在乎你在哪拍，那我也可能在纽约拍，谁知道呢。
在巴黎取景的《午夜巴黎》
在美国，投资方出于某种原因希望参与电影拍摄。他们说：“听着，我们不只是银行。我们想参与选角，想看看剧本，我们想知道我们投资的成果是什么样的，”但是我没办法那样工作。
这些美国的商人幻想自己拥有创新精神，但现实却恰恰相反。他们列举出他们电影投资的成功案例，而他们能在经济上获得成功基本上都只是走运罢了。他们拍了很多电影，有一些成功了，而大多数电影则是以失败告终。即便如此，他们仍深信自己在创意产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完全不自知他们不过是绊脚石而已，只是因为创意工作者无法舍弃投资才无奈忍受。即使他们对编剧、导演和表演一无所知，他们还是想参与其中。
我一直以远离、诋毁好莱坞的纽约电影导演著称，但没有人发现我展现的纽约不过是我从小看的好莱坞电影中的纽约——阁楼、白色电话、美丽的街道、水滨、乘马车穿过中央公园。
事实上，我第一次选择在电影中着力把纽约描绘成一个重要角色是在《曼哈顿》里，我之所以把电影拍成黑白色是因为我从小看的电影就是黑白的。在那些电影里，你会看到夜总会还有我们一直聊到的那种街道，演员都在河滨大道或者派克大街上，他们都穿着皮草出门，优雅地坐进出租车，我把我的玛丽埃尔·海明威在《曼哈顿》里坐马车那场戏就安排在吉米·斯图尔特在那部电影里（《天生舞者》）哼着《轻松去爱》（科尔·伯特的歌）穿过中央公园时走的路上，因为我的灵感就是从那个电影片段而来。
伍迪·艾伦电影：《曼哈顿》
基顿，会穿衣服的女人，一穿就会夺人眼球。她只要按自己的意思穿，别人自然都争相效仿。
▲《安妮·霍尔》开机后拍摄的第一场戏，安妮和艾尔维在准备晚餐时斗嘴，不时发出真实的笑声。一只龙虾躲在了冰箱后面，艾尔维对安妮说：“跟它说话，你会说虾话。”
斯嘉丽？她很性感。长着一张精致的面庞，极富特色，当然，也十分美丽动人。她的身材窈窕有致。你无法量化她到底有多美，就像你无法量化玛丽莲• 梦露的美。你只能谈论它，但你永远无法得到。
她的每个部分都融为一个整体：她的个性，声音，长相，眼睛，体重，嘴唇，只有当一切融为一体时，那种美才是无与伦比的，超越各个部位的美简单相加——我们说的可是一些相当完美的部位。这是天资与修养的结合，但大部分还是归功于她天生丽质。这都是由基因决定的。任何明星都是如此。你可以随便选一个人，不管是妮可• 基德曼，玛丽莲• 梦露还是茱莉亚• 罗伯茨。这很奇妙。神奇的事就这样发生了。
戴安·基顿和伍迪·艾伦
斯嘉丽·约翰逊和伍迪·艾伦
佩内洛普·克鲁兹和伍迪·艾伦
我指导演员的秘诀是：雇优秀的人，把他们的功劳全归到自己头上。
他们演完后还在采访中告诉记者：“他从不和我交流。我一直在那儿，但那个家伙一句话都不和我说。”没错，那是因为他们很优秀。如果他们不好，我就不得不一直和他们说话。
伍迪·艾伦在《咖啡公社》片场“面授机宜”
丽芙• 乌曼有一次跟我说：“英格玛（伯格曼）现在在城里，想跟你吃顿晚餐。”我就想，他怎么会想跟我吃饭？结果我和伯格曼夫妇还有丽芙在他的酒店套房共进了晚餐。那晚我过得非常愉快。我们聊了好几个小时，他的亲切深深触动了我。他知道我那时对红酒上瘾，便特意点了一瓶上乘的红酒送到房间。我惊讶极了。
但最让我震惊的，是他竟那么得平易近人。他不是什么邪典怪才，满嘴艺术宣言，要你臣服于他脚边，听他一身黑衣口若悬河地谈论存在主义。他完全不是那样。他就是个普通人，谈他电影的利润，谈恼人的发行公司，谈性感的女人和各种各样的焦虑。他邀请我去他居住的法罗岛玩，但我没有去。（伍迪在《纽约时报》上写道：“乘坐一架小飞机，飞到俄罗斯边上的一个小不点岛上，吃一顿我估计是只有酸奶的午餐，对我来说并不诱人。”）
英格玛·伯格曼
伯格曼写道，“我强烈地感到我们的世界正在下沉。我们的政治体系严重妥协，已失去更深远的效力。我们的社会行为模式——内部和外部的——都惨遭失败。
悲剧在于，我们既不能也不想，更加没有能力去实现变革。革命为时已晚，我们的内心深处甚至不再相信其有任何积极作用。一个昆虫世界正在不远处等着我们，总有一天会滚滚来袭，淹没我们高度个体化的存在。如若不然，我就是一个可敬的社会民主主义人士。”
我对体制没有什么想法，但我确实觉得人类存在的显著特征就是人类对自身的残暴。如果跳出来看一看，你知道吧，假设我们从外星人的角度看，就会发现这一点。我觉得外星人不会被我们的艺术或成就折服，倒是会被我们的屠杀和愚蠢震惊。
我希望一周五天都这样（当天是阴天），两天正常意义上的好天气就行。
英格曼·伯格曼电影《第七封印》里的场景
有些电影，导演和评论家会觉得很伟大，可我却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在我眼里它们可能只是块破铜烂铁。评论家会说：“看他的镜头运动多优美，他俯拍这个场景，却又突然戏剧性地插入另一幅画面。”而我会想，是啊是啊，真酷炫啊，但却是为了一个愚蠢的故事服务。他们热衷于技术，但我不以为然。
我从小到大都很喜欢看电影。但是现在的电影已经算不上是一种文化了。人们等待的已不再是下一部特吕弗或者伯格曼的电影，这种文化现象已经不复存在。再也没有新的费里尼电影。在电影行业摸爬滚打的大多数人都十分悲伤。
会有一些出类拔萃的导演出现，但他们都必须努力拼搏奋斗。不会出现所有人到艺术剧院看完电影的第二天争相讨论电影的盛况。而且我成人时期的所有英雄差不多都走了。特吕弗走了，伯格曼仍然在世，但他已经年迈。布努埃尔、黑泽明、费里尼和德• 西卡都已经离世了。曾经你还想努力拍电影，得到他们的认可，跻身大师行列。但那只是妄想。
年轻的一代不是电影通，对电影史知之甚少，也不熟悉伟大的电影，他们评价好电影的标准已经不同了。我并不是在评判孰优孰劣，只是他们的看法与我不同。他们喜欢的电影我不感兴趣。我并不是说每年什么优秀的电影都没有——确实有，但是你知道每年有成百上千部电影，只有几部美国电影能脱颖而出，而且通常都是独立制片人的作品，但更多的时候，优秀的电影都是欧洲电影或者外语片，可能是伊朗电影、中国电影或者墨西哥电影。
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斯塔罗米
我和观众交流时，他们常常向我寻求建议，但我真的没有什么建议能够给他们，因为不论你是想进入电影行业还是想成为一名导演都没有固定的道路可循。每个人的方法都各不相同。他们的手段巧妙多样，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马丁• 斯科塞斯选择到电影学院进修，最终成长为一名伟大的电影导演；莱尼• 里芬斯塔尔选择拍希特勒的马屁，她也成为了闻名世界的大导演。
作品决定一切，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建议。不要看关于自己的评论，不要高谈阔论自己的作品，你需要做的只有埋头苦干。不要想有任何额外待遇，不要一心想着钱，也不要渴望得到别人任何赞美。越少考虑自己，你就能收获更多。这就好比作为一个棒球投手，你只有尽可能忽略你的动作，你才能投出更好的球。你只需要做好你的工作，别浪费时间考虑其他的事，不要陷入娱乐圈这个声色犬马的名利场中，只要做到心无旁骛，其他一切自然水到渠成。
如果观众不喜欢你的作品，你还是要继续专注于你自己的工作，最终的结果不是他们突然醒悟，重新发现你的价值，就是你发现自己失业了，明白了自己确实没有电影之才。如果观众讨厌你的作品，不必理会——他们很可能是对的，也可能不对。如果有人甚至把你都称为天才，你应该趁早溜之大吉，因为你不得不问一句：如果你是天才，那么莎士比亚、莫扎特和爱因斯坦是什么？就我自己的情况而言，这往往是一种婉转的贬低方式——“喜剧天才”。在我看来，喜剧天才和真正的天才的区别就好像穆斯洛奇的村长与美国总统的差别。
拍完我的前几部电影后，我意识到我很享受拍摄的过程，但是一旦电影上映，观众的热情追捧于我毫无意义。我的意思是，比起被拿着绳子上门的暴徒威胁，我当然更喜欢被人赞美。但是到了星期六的晚上，我依然还是一个人坐在家里，纠结该叫中餐馆的外卖还是给自己做几个鸡蛋了事，健身房里留着金色长发、长着一双古铜色长腿的妙龄女郎依然无法欣赏我这颗“喜剧电影界冉冉升起的新星”。我的生活没有一丝改变。
后来当我收到第一个负面评价，第一次有观众不喜欢我的电影时，我本以为我会大受打击，可我却发现我其实并没有那么痛苦。顺便说一句，金发女郎还是不愿意正眼瞧我。我不知道这究竟是福是祸。电影没有高端低端之分，有的只是对创作过程的专注——这就好像制作一副精美的拼贴画。在疗养院里，繁琐工作既能让病人有事可做，也能帮助他们保持平静。
我并不是说我完全没有才华，但是我的才华不足以让我在我的尸体僵直后流芳百世。我有一句俏皮话完美地概括了我的想法：“与其在死后继续活在人们的脑海里，在人们的心里永生，我更愿意继续住在我的公寓里。”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整合素材选自《伍迪·艾伦谈话录》，作者：伍迪·艾伦、埃里克·拉克斯。整合与编辑：一一。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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